1945年秋抗战胜利之后，国民党的军政大员大发“国难财”，打着“接收”的旗号，大肆“劫收”，一时间京、沪、平、汉等各大城市忽地出现了四五十个各不相属的接收机构，给被接收地区的工商业带来新一轮浩劫。
民众给这些接收大员用“五子登科”画像，极其精准：“金子、房子、票子、车子、女子（汉奸的妻妾）”。“河里漂来的不如地里滚来的，地里滚来的不如天上飞来的，天上飞来的不如地下钻出来的，地下钻出来的不如坐着不动的”。
凡此种种，令光复后的国民政府得了故土，失了民心。最高峰时，全国上下约有2300多个接收委员会。接收大员们为了中饱私囊，不惜相互倾轧，大官大贪，小官小贪，无官不贪。
后来蒋介石到了台湾总结自己为什么失败时说，“我们失败就失败在‘接收’二字。”
其时，很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多数身兼二职，一是指挥作战，二是做生意。对于其中的不少人来说，军事只是他们的副业。
这也怪蒋介石本人，他经常接见一些高级将领时，喜欢问对方家里的情况，然后说给你一笔钱，家里人做个生意吧。靠这样拉拢将领，在共产党这边来说是不可想象的。
一手抓军事，一手抓自家的生意，这样的将军还能打胜仗吗？
解放战争开始后，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们腐败成风，官兵军饷欠发是常有的事，钱到了哪里？大部分在上海的黄金交易所里被长官们炒来炒去。所以仅仅三年的时间，蒋介石就败离大陆，无可无奈何花落去。
在1948年秋冬的淮海战役爆发之前，国民党徐州剿总战斗序列下共有4个主力兵团，以及4个绥靖区的部队，分散部署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铁路沿线上。单说徐州东部地区，自西向东依次排列着李弥第13兵团（驻地在碾庄）、黄百韬第7兵团（驻地在新安镇）、李延年第9绥靖区（驻地在苏北的海州和连云港）等3股军事力量。
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时，国民党政权的国防部让海州李延年部沿陇海铁路迅速向徐州收缩，但这一行动要冒极大危险，因为华东野战军的大军就压在陇海铁路北边，绝不能走漏风声。因此，对这次行动，国民党内部保密做得很严格。严到什么程度？第二天要出发了，头一天司令官还不知道。
出发前一天，也就是1948年11月5日的晚上，李延年正要上床休息，竟然有一个老百姓敲门进来，对他说：“李司令啊，你千万不能走啊，你要走也不能自己走，要带着我啊！”
李延年觉得莫名其妙，就回答说：“校长让我们死守海州，我能上哪里去？”
事后觉得不对劲，李延年就给南京方面打电话询问，才知道果然如此，说命令天亮就到。
李延年晚年在台湾写的回忆录中就此事的议论中有这样一句话：“国民党不败才奇怪了！”
换成谁，都难以接受如此荒唐的情况，李延年的愤怒可想而知。他作为战区司令都不知道有军事变动，这个老百姓如何得知这么大的军事秘密？太蹊跷了呀。
后来经过查证，来见李延年的并非普通老百姓，而是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在海州的代理人，做的是海盐生意。
刘峙的贪财在国民党中人尽皆知，他很清楚地知道这个军事行动的利害关系，但还是宁肯不告知战区司令，也要先通知自己生意代理人，真是混账，令人无语。
李延年的知名度，很大程度来自当时军界的“三李不如一王”之说。
“三李一王”，是指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四个山东人，三李即李仙洲、李玉堂、李延年；一王是王耀武。
王耀武是山东泰安人，李仙洲是山东长清县（今济南长清区）人，李玉堂和李延年都是山东广饶县（今东营市辖县）人。
为何说“三李不如一王”呢？因为三李都出身于黄埔一期，资历老，王耀武出身于黄埔三期，资历浅。但到了解放战争期间，王耀武已是山东省政府主席、兼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，是国民党政权的封疆大吏，而此时，李仙洲只是第二绥靖区副司令，是王耀武的部下；李玉堂只是整编27军军长，李延年也只是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，职位都低于王耀武，故有此说。
当然，论打仗水平，李仙洲、李玉堂、李延年也都远不如王耀武。
王耀武也是位有名的贪财将军。1948年9月16日至24日进行的济南战役中，华东野战军全歼守敌王耀武所部10.4万余人，王耀武本人也做了我军的俘虏。
当时准备增援济南的国民党军第7兵团司令黄百韬就曾判断，王耀武守不住济南。黄百韬在事后曾这样说：当初济南被包围之时，我们就能通过无线电话，听到王耀武向身在南京的家属叮嘱家务事，这事要怎么做，那事要怎么做，长达半个小时之久。在战事这么紧迫的情况下，王耀武身为统帅，这么顾及家事，怎么可能全心投入到指挥之中？
淮海战役中，国民党军队的实际指挥官——徐州“剿总”副总司令杜聿明也曾遭遇过李延年那样的痛楚感受。
1948年11月22日，黄百韬兵团在碾庄被全歼，淮海战役第一阶段随之落幕。驻守徐州地区的几十万国民党部队惶惶不可终日。他们觉得，徐州的周边地区无险可守。如果继续在这里坚守的话，就会和黄百韬那样被包了饺子。
蒋介石也舍不得损失这些军队！他命国防部制定了一份撤退的机会，并让杜聿明坐专机来南京面谈。
回到徐州后，杜聿明马上部署了徐州大撤退事宜。
杜聿明认为，此事兹大，切不可事先被华东野战军知道。所以，第二天部队就要撤走，前一天晚上还在唱戏，假说是给杜聿明的母亲过寿，以此来迷惑华野。
那天晚上，杜聿明只发了一道命令给徐州的警备司令谭辅烈，要求当晚查封在徐州银行和钱庄的金库，因为里面有一些黄金需要运走。
但警备司令谭辅烈很快就回来报告说：“别说金库，所有钱庄的经理和掌柜连家属，在三天前就全部离开了徐州。”
南京的国防部高官中很多人在徐州有生意！不泄密才怪呢。
后来，杜聿明在回忆录里写道：“看来我们是已经没有希望了。”
1949年1月10日，淮海战役结束，共歼灭国民党军徐州“剿总”指挥下的55万人，华野和中野取得了全面胜利。
淮海战役是我军60万解放军对阵80万国民党军，只歼灭了国民党军55万人，还有25万左右的国民党军去哪了呢？原来这80万国民党军包括当时驻守在战场南线与蚌埠的国民党军李延年、刘汝明两个兵团。
但在整个淮海战役期间，李延年和刘汝明两个兵团遵循“友军有难，不动如山”的国民党传统，看着友军被解放军包围歼灭，没有真正参加淮海战役的战斗，自然也就没有被解放军在淮海战场上歼灭。
在解放军渡江战役打响前，李延年被蒋介石任命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6兵团司令长官，驻防在浦镇、浦口，为汤恩伯的主要副手。
4月23日，南京解放。李延年从南京撤退到杭州，再次就任金华指挥所主任，统一指挥十几万大军。
6月下旬，蒋介石把死守福建的重任交给了一退再退的李延年。
8月中旬，解放军对福州发动攻击，李延年指挥的七万之众全军覆没。在慌乱之中，李延年只带了兵团司令部十几个人坐上飞机，逃到平潭岛。
蒋介石很重视平潭岛的战略地位，故特派陈诚前往平潭岛，当面把死守平潭岛的任务交给李延年。
此时在平潭岛的国民党军，为李天霞的第73军。
曾坑过张灵甫的李天霞，又坑了李延年。平潭岛被解放了。
李天霞和李延年先后逃到台湾后，蒋介石大怒，当即以“擅自撤退，有亏职守”之罪名将他们扣押起来。随后，在军法审判中，李天霞一口咬定是奉李延年的命令才撤退平潭岛的。第6兵团参谋长（司令官是李延年）孙鸣玉也落井下石，说李延年曾以口头命令要求李天霞军撤退。于是，李延年和李天霞都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。
两人被关押的时间都很短。李天霞又被蒋介石任命为澎湖防卫司令部副司令，过着纸醉金迷的日子。
李延年从此闲居台北郊区，一无军职，二无职业，生活十分艰难，每日三餐只能以辣椒盐水蘸馒头过日子，连抽烟的钱都得向昔日的旧部借讨。1974年11月7日，李延年在极度贫穷之中因病去世。
直如弦，死道边。曲如钩，反封侯。（刘继兴）